懒得理的共享空间

严寒的冬日 依偎着老婆吃热气腾腾的火锅人生幸福不过如此~

 

 

然而还是想起二三事 略怀感恩

 

1. 小时候吃火锅 印象深刻的只有香菜而已了 也许是当然物资紧张 肉类供求不足或者是家境不足供给吧 荤菜应该主要就以香菜代替了

2. 还是小的时候的地方 似乎是表哥的姑父（姨父的姐夫） 在送行我和妈妈终要搬家去长沙时 我说想喝健力宝后 给买上的一大瓶（500ML那种）健力宝------其时依稀仍是很难得一喝的饮料

3. 还是小的时候的地方 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前夜吵着闹着不要妈妈给带的白水要饮料以致次日闹脾气的空手出门却在走路过家楼前时接到妈妈在路边递上的我想要的水与饼干

4. 离开那座小镇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 似乎由于矿业的低迷 也已经落败的不行了 依然能想起那些我穿越过的小山小河 那些爬上过的桑树 那些采摘过的无花果 那些也许不再淳朴的人们

5. 还是那个伯伯 他家的某个哥哥 有次小伙伴吓唬我说要叫他某表哥（之类）打我 而躲去他们家最后那个哥哥送我回家还把我指认的人给打了（一下）

6. 越想便想起得越多 却都远去模糊 十五年前我依然还对长沙这个城市怀着好奇和畏惧 现在的我已经对纽约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毫无亲近。。。我曾经如何能想到 我也能衣食无忧的思考着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 宇宙的奥秘 不再食人间烟火 开始鄙夷那些构建着曾经高高在我之上的那一层面的世俗的人们 然而这火锅 依然还是美的~

 

一切都是已经逝去正在逝去和将要逝去的 唯有不再存在的永远存在着~~~~

thanks to all ~

为赋新词强说愁 人生真是大幸福啊~ ^^

很多时候 故事只在某些人那里存在

 

文革的故事（大钟）

我下农村两年多以后，母亲越来越不安了，从很多迹象来看，我在非常明显地变坏。喝酒，抽烟，满嘴脏话，架也打得凶。而且还赌博，我估计她不知道，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我有时候突然会没有钱，有时候又很长的时间不跟她谈钱的事情。
有一次她看到了我手上的一道伤疤，着急地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是割稻子不小心弄的。但我在她面前从来就不善于撒谎，她猜到了真相，那是打架造成的，别人一刀砍过来，我用手一挡。
我估计那时她就下了决心。
大约三，四个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说她病了，要我赶快回家。我拿着电报请了假，匆匆赶回家，母亲的确没有上班，但看不到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她只是说：她已经好了。让我做那些每回都做的事情，洗澡，换衣服，吃饭，睡觉。第二天早上，她把我叫到身边，简单明了地交代我应该怎么做。
她拿出一封信，是她的一个学生写给我们农场总场的一个医生的，他们是极好的朋友。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医生看到了这封信，就会给我开两个月的病假条，原因是腰受了伤，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出一个证明，说我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就能病退回家。
我估计这肯定叫她十分为难，她是一个十分老式的人，从来不会弄虚作假。看她怎么教训我，就可以知道她会是怎么跟学生讲大道理。这件事一旦给弄穿了，不仅要毁掉她极为看重的为人师表的名声，连累别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上山下乡这一顶大帽子对她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她为我肯定是豁出去了。
她告诉我：我在家呆三天就得回去，过一个月就去找那个医生。等我再回家时，她就到干校去了，按照规定，教师应该到干校锻炼半年。
她会跟我找车，我马上也去，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异常严肃地对我说：“你必须来，我不在家，没人管得住你，一个人疯玩，弄不好要惹出麻烦。”
我当然不愿意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没有听说谁带一个大人到干校去的，连孩子都很少，但我从来就拎不过她。
就这样我也去了干校。
那时已是文革的后期，人们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厌倦了，很多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母亲年纪大了，50多岁了，就照顾安排她养猪。
她在干校倒是身体心情都很不错，我想：一个原因是有我在她身边，就会安心，从来都是这样；另外经过了文革疾风暴雨的洗礼，她可能感到和猪相处更为自在，它们至少不会去告密，不会来审查她。
那些猪都认识她了，一看见她就会地围过来，高兴地乱挤乱叫，她还把它们一个个介绍给我。最后她提前半个月离开了干校，借口是要带我看病，其实是要过年了，不忍心看到把一只只她已经取了名字它们给杀掉。
我就这样和母亲一起过了一段相当平静时光，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天天和她在一起了。

母亲在那里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房，我自然不能和她住一起。她对我说：
“你得跟大钟挤一间屋。”
“谁是大钟，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他原来在系里的实验室打杂，不在我办公室那边，你没有见过他。”
“他也是来轮换锻炼的吗？”
“不是，干校一开始他就在这里。”
等了一会，估计是在考虑怎么跟我说，
“他是一个右派。”
“右派？不是大部分都给开除，回原籍了吗？”
“他的姐夫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就想办法把他安排到了我们学校。”
“他说了什么，就成了右派？”
“你要知道这干什么？要跟着学？”
接着又嘱咐我：
“他长期一个过，恐怕有些自己的习惯，要记住，你去是打搅了他。你平常和我在一起，只过去睡个觉。”
“怎么是一个人，他没有家吗？”
“他没有结婚，父母亲都不在了，就只有一个姐姐，听说他姐夫安排的条件就是他姐姐不要跟他有什么往来，不知是真是假。”
“他父母亲是怎么就死了呢？”
母亲有些不高兴了，说：
“不关你的事，你问这么多干嘛。”
那就是她知道，不想告诉我，恐怕不是什么正常死亡。
这是母亲从来的一个特点，不好的事就不愿意跟我说，就好像她能为我挡住一样，她总是愿意这个世界对我像天堂一样，但这个世界却好像并不跟她争气。
“大钟是一个实在人，跟我在一起工作，什么脏活重话都是他抢着干。我提出你要来跟他挤一段时间，他不犹豫就答应了，只是要我跟工宣队说。”
她说他是一个实在人，却不敢说他是一个好人。
她接着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他是个神童，十六岁就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那个时候叫跟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刚刚十八岁，不过是一个孩子。”

我一见大钟，就知道为什么别人这样称呼他，姓钟，个子又大。
不过他是很有一点怪，第一，他的话极少，或则说几乎没有。母亲带我去见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话特别多，她平时并不这样，可能是有点高兴，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我问他什么，永远就只有两三个字的回答，再问，就一个字都没有了。
第二，他不喜欢开灯，永远在黑暗中。他会跟我留门，一旦我上了床，他就会说：关灯。记得我有一回说：这是集体宿舍，又不要你的电费，为什么要慌着关灯。得到的回答还是：关灯。想到母亲的话，我只能闭嘴关灯。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抽烟。两个人就这样一声不作，躺在自己的床上，就只看见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发亮。
我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抽烟，一天她还是不满意地说：
“你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应该把烟戒掉，身上难闻死了。要是你父亲这样，我就根本不让进门，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我赶紧说：
“不是我，大钟烟抽得厉害。”
“大钟抽烟？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还是应该把烟戒掉，就当是为我。”

我那时候在家里人的要求下，正在学小提琴，母亲还为我找了老师。
可我一直拉得不好，我从来认为错不在我，而是开始的时候听众不对。我就在母亲工作那间小屋里练琴，外面就是猪圈，听众老是有低沉呼噜声，当然有时也不缺乏高音，但永远不会和我合拍。
有一天我回到大钟的房间，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没有睡，就跟我点了一个头，算是招呼。
当我把把琴放在椅子上时，非常意外听到：
“你正在学小提琴？”
这远远不止三个字，我自然有点受宠若惊，点头说是。
“那你拉给我听一听。”
我咯呀格呀的拉了一小段，就听到：
“你拉得可不怎么样。”
这就有点太不友好了吧，自然希望那个字多一点，但也不应该这样嘛。
“那你一定拉得不错。”
他一句话不说，拿出琴，校了一下音，拉了一段练习曲，我立刻就惊呆了，他肯定有专业水平。
我的老师是母亲一个同事的丈夫，他是音乐学院教这个的。照他的说法，拉琴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音准，二是要拉得响，其它花里胡哨都无所谓。
我虽然琴拉得不好，听还是会一点的。
拉完练习曲以后，接下来的乐曲悠长缓慢，沉郁而伤感，只扑着我的心而来，我忽然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记不得有多长的时间没有流过泪了，恐怕是内心已经干涸。人们总说不笑的人可怕，可要是人不哭了，那恐怕是彻底完蛋了。
我想到了自己，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被监督改造，一个反革命的儿子谈前途有点好笑，招工招生我都不可能通过政审，要是就在农村一辈子，那人生可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母亲，要是哪一天她离开了我，我就会跟大钟一样，处在无穷的黑暗里了。
当人流了泪以后，自然会感到轻松。当他拉完以后看着我，我有点得意地说：
“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的主题，是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的，这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柴科夫斯基最终根据这写成《D大调弦乐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被称为旋律大师，的确是以旋律见长。他的很多音乐那怕只听了一遍，那旋律你就终身难忘。旋律美的音乐就适合独奏，所以这个曲子有很多独奏的版本，长短都有。我比较喜欢长的，因为那里面往往包含的有一段快板。
那缓慢的旋律就像有人用手在揉你的心，你还可以强忍住眼泪，一旦那快板一来，就再也忍不住了，夺目而出。等到那慢板再回来时，就用不着忍眼泪了，这样你才真正知道这音乐有多美，多动人，从你的心里走过一遍后，会跟你留下什么……。
《如歌的行板》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很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来当我听到《辛德勒的名单》最后那一段著名的音乐时，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如歌的行板》有些相似。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家那时有电唱机，就有这个唱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这段音乐。但听唱片和听现场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又拉了第二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这跟前一个完全不同，明快而动人，像美好的梦幻，我就在这音乐里看到了自己儿时母亲的笑脸，我心仪的姑娘；看到了明月清风下的婆娑树影，晨雾中缓缓随着流水而来的漫漫江花。
突然间，音乐没了，他慌乱地把琴还给了我，还是：关灯。
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他又匆匆忙忙一阵乱翻，递给我一盒烟。好家伙，是一盒大中华，我原来只见过这种烟盒纸，那还是我小时候用一大堆烟盒纸跟朋友换了的，像宝贝一样。

“你能不能不跟任何人说我拉琴的事，跟你妈妈也不说！”
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急切地又说：
“我求求你了。”
见我点了点头，他把烟塞到我的口袋里。翻身上床，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了。
就是他不给我这一盒烟，他眼里的那种无名恐惧，就会把我吓得不敢作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
我关了灯，拿出一枝，抽了一口，就扔掉了，完全变了味，不知已经放了多久。
也就只有这一次例外，大钟就又退缩到他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文革结束后，绝大部分右派都平了反，我一天忽然想起了大钟，就问母亲：
“大钟这下好了，一定回北京了吧？”
母亲本来跟我正在笑着说什么，就立刻沉下脸，说：
“他已经死了。”
“什么？”我惋惜地说，“他要是能熬到现在就好了。”
“他熬到了，平反半个月后自杀的，听说回北京的手续都办好了。”
“那为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影《伪钞制造者》得了奥斯卡，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解放后却自杀了，太太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我没有吱声，但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大钟。
我从来认为自己不能理解大钟，虽然心理学家可以找到解释，他们总是能，无非就是感到什么都没有了，不能适应自由了这一类套话。
但我看来，除非把一个人像大钟那样扔进看不到任何光亮，深深的黑洞里二十年，谁也理解不了。

到了美国以后，有一回我跟太太到新奥尔良玩，晚上我们去坐密西西比河上的游览船。
船上有一个小乐队，演奏那些著名的爵士乐。
突然一变，鼓声没有了，我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不过不是小提琴，而是萨克斯独奏，合着低音提琴的拨弦，仍然是那样如泣如诉，直扑着我的心而来。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低矮的小屋，又看到了大钟在窗外透进的淡淡月光下，随着音乐忘我晃动的身影。
不知为了什么，那一下我又是泪流满面。
太太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她不过是风吹迷了眼。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总觉得只是我和大钟拥有一刻，不愿和别人分享。心里更深处可能是，不认为别人能理解，如果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那更是一种亵渎。
当年白起坑杀四十余万赵俘，史书上不过几十个字。现在的有些人谈到抗击匈奴，就热血沸腾，可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将来的人读这一段历史，也只会知道那时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只会有短短的一段，有谁能知道有大钟这样一个人呢。
我只是站在船舷，听着那熟悉的旋律，低头看着那表面被灿烂灯光弄得五颜六色的江水缓缓地流淌，心想，这黑漆漆的江水不知就这样流了多少万年，其中包含了多少眼泪和苦难，只有它自己能够知道。
又不知为了什么，我在这真挚，忧伤的音乐中慢慢地悟到了一种解脱，重新抬起头来，看着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车灯，更有那岸边花丛中相拥的情侣。
这一回真正的有点迷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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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美丽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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